美国当地时间4月3日下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其网站上发布了根据所谓301调查，建议加征关税的自中国进口产品清单，该清单价值约500亿美元，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第一时间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并将于近日依法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显然，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原则是挑起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的源头，其不仅有碍全球自由贸易的趋势性发展，也不利于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框架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与进步，甚至可能引发全球范围的“对抗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孳生与抬头。
作为全球主要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贸易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在对美贸易摩擦上的积极表态不仅是中国维护自身利益的政策反应，也是中国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发展，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向更为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姿态展现。中国希望能以此促使特朗普政府“悬崖勒马”，重新考量并评估中美贸易及双边经济关系对彼此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避免贸易问题情绪化、敏感化、政治化。总之，中美双方不可能通过贸易摩擦的方式，“一蹴而就”地解决包括贸易赤字在内的双边贸易中存有的所有问题。从另一层面而言，中美间经济合作的空间仍然很大，谈判协商仍是解决彼此矛盾的最为有效的路径。就此，中美双方也完全可以将解决贸易问题上的分歧与摩擦，纳入合作性的协商框架之内，以求有效、妥善且圆满地解决既有矛盾。
鉴于此，我们应当理性地看待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首先，贸易摩擦所关联的贸易品种及对象只是涉及双边贸易的一部分，甚至是极少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完全覆盖所有的贸易品种。就此次中美间的贸易摩擦而言，其所涉及的相关商品贸易额相较于中美间5800亿美元，这一庞大的贸易基数而言仍相对有限。尽管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仍处于可控范围。而且，中方所采取的反制措施也较为理性，并没有任何意图扩大矛盾的信号，折射出中国在处理对美贸易摩擦问题上的理性，及对中美贸易和中美经济关系战略性发展的重视与保护。
其次，目前中美双方均没有放弃以协商解决贸易摩擦的努力，这有助于遏制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趋势，避免其由“可控”彻底走向“不可控”。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为宏观背景，中美贸易摩擦的对象或许是双边层面的，但其产生的实际效果一定是多边或全球性质的，最终受到损失的是世界贸易及全球消费者。对此，美方应有清醒认识。
再次，不可忽视中国在应对贸易摩擦问题上的自身努力。实际上，各经济体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引发贸易摩擦的主要动因。这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中美贸易摩擦、以及战后的日美贸易摩擦及美德贸易摩擦的产生根源。日本和德国在面对美国强大的政治压力与经济压力的同时，实则采取了较为积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政策，以减少或避免贸易摩擦对其自身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伤害。其中，最为经典的案例就是日本的汽车产业。面对美国在对日汽车贸易上的指责与非难，日本政府一方面采取相关应对措施，避免激化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为协商谈判解决问题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转化“外部压力”为“内部动力”，实施相关产业升级政策，以不断提升国内汽车产业的制造技术及整体竞争力，最终帮助丰田、铃木、本田等一批日本汽车制造商涌入全球主要汽车品牌行列。
由此联想到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自进入“新常态”之后，转型升级的大门就已经开启。经过五年多时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站到了一个新高度，工业制造水平上升至新台阶，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趋势已经形成，制造业强国的政策目标也已落实到位。显然，中国正在努力重塑自身经济及对外贸易的中长期形态，依托“自我改革”、“自我完善”的进取方式，改变或改善现有的一些贸易结构性问题，其中也包括中美贸易。从这一层面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也是回避贸易摩擦的主动性策略，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历史担当。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中美间发生贸易摩擦之后，人民币汇率上升的预期显著增强，对此，应做好必要的防范措施，防止以炒汇为目的的境外热钱的涌入，造成宏观经济的非正常波动。
（陈友骏，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