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1

　　某公司曾按CIF条件通过秦皇岛港口向中东地区出口一批为数几百吨的货物，根据买方要求，在合同中约定了不准转船的条款。因当时从秦皇岛港至中东地区没有直达航线，而单为该批零星货物洽租货轮专程运送，则空仓费的损失比该批货物的出售价款还多，于是卖方便要求买方修改原定不准转船的条款，买方不同意，并以卖方违约为由提出索赔，最后，由卖方赔偿其损失而了结此案。

　　[案例分析]

　　在国际贸易中，货物中途转船，既延误时间和增加费用，又容易产生货损货差，故在本案合同的买方要求在合同中订立不准转船条款。据实际情况，中方本来不应当接受此项限制性条件的，但是求售心切，便只顾成交，不管运输，不切实际地对外盲目签定合同，结果不仅给国家和本企业带来了经济损失，而且对外造成了不良影响。

　　案例2

　　H进出口公司向泰国巴伐利亚有限公司出口一批电器电料，国外开来信用证有关条款规定：“电器电料100箱，从中国港口至曼谷。禁止分批装运和转运。全套清洁已装船提单，注明‘运费已付’，发货人抬头背书K.T.银行，通知买方。 H公司审证无误后，即装集装箱运输，随后备妥各种单据向银行交单，要求付款。但却遭到开证行拒付。其理由是我方提交的是“联合运输单据”，不符合信用证不许转运的要求。

　　[案例分析]

　　银行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接受注明货物将转运的提单(而不论其名称如何)信用证未明确规定禁止转运;如果信用证禁止转运，但货物是由集装箱运输，而且同一提单包括全程运输;如果信用证禁止转运，但提单上声明有承运人保留转运权的条款。所以，不成立。

　　案例4

　　国内 A公司从香港B公司进口A套德国设备，合同价格条件为CFR广西梧州，装运港是德国汉堡，装运期为开出信用证后90天内，提单通知人是卸货港的外运公司。 合同签订后， A公司于7月25日开出信用证，10月18日香港B公司发来装船通知，11月上旬B公司将全套议付单据寄交开证行，A公司业务员经审核未发现不符并议付了货款。 船运从汉堡到广西梧州包括在香港转船，正常时间应在 45 – 50天内。12月上旬，A公司屡次查询梧州外运公司都无货物消息，公司怀疑B公司倒签提单，随即电询B公司，B公司答复却已如期装船。12月下旬，A公司仍未见货物，再次电告B公司要求联系其德国发货方协助查询货物下落。B公司回电说德国正处圣诞节假期，德方无人上班，没法联络。A公司无奈只好等待。 元月上旬，圣诞假期结束， B公司来电，称货物早已在去年12月初运抵广州黄埔港，请速派人前往黄埔办理报关提货手续。此时货物海关滞报已40多天，待A公司办好所报关提货手续已是次年元月底，发生的滞期费，仓储费，海关滞报金，差旅费及其他相关费用达十几万元。

　　[案例分析]

　　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1)合同未列明转运港。A公司按经验想当然认为转运港定是香港，卸货港A定是梧州。可德国发货方并不知道香港—梧州有船来往，他们安排了汉堡—香港—广州—梧州的运输路线。而上述路线是合理的。

　　(2)原合同规定提单通知人为卸货港的外运公司较笼统。货抵黄埔后，黄埔外运不知货主是谁。按原外贸公司进口合同标准合适，提单“收货人”通常为“凭指定”，“通知人”为“目的港外运公司”。A公司认为合同目的港是梧州，因此他们只和梧州外运联系，根本没想到黄埔外运。

　　解决办法：

　　今后对采用《 INCONERMS》“C”组(如CFR，CIF，CPT，CIP)，即由合同卖方安排运输支付运费条款的进口合同，如目的港是内河或内陆口岸，或装运港与目的港间无直达航线需要周转的：

　　(1)可允许转船，但要明确规定转船的地点。转船地点的选择要考虑经济和便捷的原则，最好在中国关区以外(如香港，新加坡等)，以避免在异地办理报关或转关手续。

　　(2)合同和信用证最好要求在提单“通知人”栏打上收货人或外贸代理公司的名字，联系人姓名、电话号码等，以便联系。

　　(3)如有可能，进口合同尽可能采用FOB价格术语，由买方自行寻找船公司安排运输。